前些年，上译厂搬来广播大厦，潜意识里就更觉得这个楼里好听的声音愈发多了起来。有一天，一位优雅的女士缓步走到电梯前，因为她上过电视所以我知道她叫丁建华，我快一步地按好电梯，然后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，微笑的丁老师回头悠扬地喊了一声：“乔~~臻”，用的是那种我听过无数次的熟悉的声音和语调，接下来的时间，我自觉自愿地像电梯工一样按着电梯，默默地看着他们，心里是自己漫无边际的浮想联翩，不管这样的话说得多么没有新意，我还是要说，我曾经是那样热爱着这样的声音。

小时候基本上没有看电视的时间，所以，广播是最亲密无间的。自己本来是没有什么分辨能力的，跟着大自己好几岁的姐姐后面，大多数时间听得似懂非懂，那会的电台不像现在这样满地开花的，作为生活重要娱乐活动的一部分还经常被父母限时供应，好在父母当时也算是热爱文艺的年轻夫妇，家里《大众电影》、《大众电视》订得很齐全，（我记得那会的电影奖项里还有最佳配音这个奖项）所以那会，每周日上午九点的一个广播节目《电影录音剪辑》就成了全家开放式的娱乐项目。

报时完后，没有广告，没有片头，播音员直接说：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现在播送电影录音剪辑，今天为您播送的是……”，于是，在经常会听到的外国电影录音剪辑的时间里，认识了很多很多的人，简爱和罗切斯特、叶塞尼亚和奥斯瓦尔多、茜茜公主和弗兰斯；张口能来的是那句“当兵的!”，而《悲惨世界》总是要花去两个星期，因为分上下集；李梓的声音是我的最爱，虽然《冷酷的心》里坏心眼的阿依媚让人觉得是那么的可恶。那时候太喜欢简爱了，就用一盘英语磁带录下来节目，有一天爸爸带上耳机想听听我的英语进展如何，竟然发现英语被抹掉了，一怒之下把磁带狠狠地摔了出去，为这事，我跟爸爸冷战了很长时间。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可惜，那部《简爱》的录音剪辑是李梓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说的旁白，现在要找到这个版本，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。

每次结束语，播音员们回报说：“刚才为您播送的是上海译制片厂译制的电影……”，上译厂就渐渐在我心里成了一个神奇的梦工场。对于那时候的电影，基本上大部分到现在都没能有机会完整的看上一部，可是就是因为这样一遍遍地不知厌倦地听，对情节和每个人物都了然于心，对于我而言，声音才是他们的灵魂。这真的是一件太奇妙不过的事情。有一天跟同事玩笑说，听译制片长大的人，会觉得所有的苏联女人都叫柳德米拉。在最近的一次朗诵演出中，认识了上译厂的狄菲菲，跟她说，我记得有一阵子，那录音剪辑的节目连续放了好多遍苏联电影《合法婚姻》，她感慨地说，那是她的第一部作品。

回忆太多，篇幅太小，这些都只是自己回忆里极小的一部分，那些声音的美妙我会一直觉得是无法超越的，前段时间，曹雷、苏秀和赵慎芝三位老师来台里做节目，我作为上译厂的热心听众满怀感情地听完了节目。我的同事开玩笑说，下次你可以去19楼毛遂自荐一下，我说，到现在，上译厂在我心里都是一方圣地啊。这话，是真的一点都不带酸的诚实啊。

毕克老师在《围城》里留下的一句话是：“人生愿望大都如此”，我曾经并且将一直爱着这样的声音，幸运不过如此。